報導指出，國民黨領導人參加在台北的抗議行動，而持續政治不安定的前景導致台灣的股市週一大跌六點七個百分點。國防部長的請辭也使情況更混亂。

    　台灣的高等法院在週一指派三位法官審理連戰和宋楚瑜提出驗票的要求。法庭有六個月的時間來決定行動的方向；而它的選擇包括全島或是僅某些地區重驗，甚至以缺乏法律依據為由駁回。

    　在反對黨要求後，高等法院下令封存票匭。連戰表示他的政黨會尊重法庭的決定，但是國民黨內的一些官員表示懷疑法庭的公正性，也不排除會提出選舉無效的訴願，重新舉行選舉。

    　報導指出，在中國方面，北京的官員和專家們週日和週一都聚會商討如何對應台灣危機。參與會議的人表示，達到的共識是採取觀望態度，看看未來幾天甚至幾週的發展。許多人都認為國民黨雖然質疑選舉結果，已失去威力，而陳水扁贏得選舉也已是無可避免的。他們表示，北京等待聽聽陳水扁在預期五月二十日舉行的就職典禮上提出的未來四年的計劃，同時也觀望是否美國會展現對陳水扁的強力支持。

    連戰此言一出，總統大選落到一半的幕又升了起來。從三二○當晚開始，支持連戰的選民群聚總統府前的廣場上，要求政府立即驗票並交代槍擊案真相。四年前總統大選後，支持宋楚瑜的選民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戲碼再一次重演；不同的是，四年前的泛藍選民質疑的是時任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棄連保扁」，四年後的今天，泛藍陣營質疑的是國家選舉的公正性和現任總統的人格。

    二萬九千多票的微小差距，使得扁蓮連任、連宋在野，連戰提出「驗票」要求，並不為過，在法律上也站得住腳，所以高等法院選舉法庭已裁准查封全國票匭；泛藍陣營提出選舉無效訴訟、當選無效訴訟等也都已進入司法程序，全國民眾自然無話可說。一切依法而行，相信法律，才能解決大選爭議，一切交付司法衡平，社會自有公道是非。

    反過來說，如果訴諸情緒，那就解決不了問題。大選勝負票數差距再小，都是差距，民主政治遊戲規則不是單一政黨訂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由國會制定，國會由各黨派議員組成，國會訂下嚴格的廢票認定法條，廢票就會增加，不能說因為廢票太多，就是作票；國會既然確立遊戲規則，參選任一方就有義務接受遊戲結果，不能說因為我認定不公，所以拒絕接受。從這個角度看，連戰、宋楚瑜主導並帶領支持者走向總統府、號召支持者違反集會遊行法（也是由泛藍主導的國會所訂）聚會抗議，且無視於台北市長馬英九連番懇求，堅不解散，就讓人有情緒作祟的感覺，恐怕也很難讓絕大多數中間選民接受。要求驗票、查封票匭，進行選舉無效訴訟、當選無效訴訟等，既然都願意尋求法律途徑行事，何以最簡單的遵守集會遊行法卻做不到？連宋若只依據個人主觀，選擇性使用法律，這個國家何來法治可期？他們的訴求又何來正當性可言？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止於此。連日來這場政治集會似有逐漸朝撕裂族群情感傾斜的痕跡。陳水扁剛當選連任，最少擁有半數選民支持，且為現任元首，少數政治人物可以不承認他當選，卻不宜羞辱他是「騙子」，要他下台，這有助於社會穩定嗎？選舉結果北藍南綠，反映的是南北政治文化差異，少數政治人物卻公開倡議分裂南北各為一國，這有助於族群和諧嗎？陳總統遭槍擊事件，真相未釐清前就直斷是「自導自演」、「骯髒選舉」，這又稱得上理性嗎？而既要求支持者理性、和平，又不時鼓舞民眾情緒，要他們在寒風冷雨中「長期抗爭」，毫不珍惜他們的熱情相挺，這又豈是負責任的政治領袖所應為？

    撕裂落選講詞，是可以理解的，儘管讓人覺得欠缺民主風度；撕裂朝野政黨關係，也可以理解，政治本來就是權力鬥爭──但是，若只因票數些微落差待查，選舉結果不合我意，就鼓動民眾上街，甚且毫不約束少數政治人物不負責任的議題，從而撕裂族群感情，就不可諒解了。看宗教界領袖紛紛出面呼籲朝野發揮理性，相互祝福，彼此互愛尊重，再看電視鏡頭前少數政治人物激情的狂呼、仇恨的手勢和布滿血絲的眼神，不能不令對這個國家和社會還有愛的人心中滴血。

    （作者係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系副教授）（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目前藍營針對立即驗票的訴求先後出現至少「司法驗票」、「中選會驗票」、「緊急命令驗票」等多種版本。在野者進行抗爭時「令出多門」、「反覆搖擺」是兵家大忌，藍營人馬為了驗票方式各吹各的調，搞得外界眼花撩亂，弄不清連宋到底想要幹什麼，也讓人感慨泛藍在野四年後，還是連最基本的抗爭課程都沒有學會。

    綜觀目前朝野所提出的各種驗票方式，泛藍所主張的無非都是要以政治手段達到立即驗票的結果，問題是這些想法全都牴觸了現行法令，而由總統發布緊急命令進行行政驗票，雖然解決了法令僵局，但也讓陳總統自陷於法官兼被告的尷尬處境，更嚴重的問題則是，一旦進入緊急命令狀態，在總統擴權、全盤掌握行政與司法機器下所進行的驗票公信力，恐怕更是無法取信於泛藍陣營。

    陳總統所提出的修法行政驗票方式，儘管需要大約3到6天的作業時間，但卻是目前朝野所能想到最快解決驗票爭議的方法。即使是拋開所有法律困境不談，藍營所主張的中選會行政驗票，也還是需要花時間徵調動員大批選監人員執行，為避免影響這些公務員與教師正常值勤與授課，最快恐怕也要等到周休二日才能參與，連宋昨天喊出48小時內驗票的主張，在實務運作上也確有困難。

    連宋兩人喊了3天要求立即驗票，現在扁政府也提出善意回應，泛藍陣營不該再以任何理由否決或杯葛，甚至一再加碼，否則將使持續在總統府前長達數十個小時的群眾抗爭行動變成一場荒謬的鬧劇，更坐實了今天在媒體上所刊登的一幅廣告標題指控，「連宋，你們到底在怕什麼」。

    三二○之後，泛藍支持者的抗爭行動已經持續五天。迥然有別於過去的街頭運動者，有藝人、有公務員、還有包括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在內的「老黨外」。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總統大選後的紛爭演變至今，除了總統府前廣場的熱情不歇，更多人憂慮地還有：另一半的選民，持續五天壓抑的情緒，什麼時候會爆發？

    國親在選後提起選舉無效與當選無效之訴，依法而行，係其權利。但在法制內與法制外，國親必須先搞清楚可為與不可為的範圍。行政驗票得先修法；不修法而以現行正副總統選罷法「准用」民事訴訟規定，則得進入訴訟程序，換言之，以現行法律，既要司法驗票，就不可能如國民黨主席連戰的批評：選舉有爭議，中選會不能公告，如果中選會不公告，他就連提起訴訟的機會都沒有。

    若要以政治協商，進行行政驗票，法界人士認為，不是不行，但前提是藍綠兩方當事人協商同意接受驗票結果，很難想像當選者會在政治協商中同意重新選舉；換言之，此一驗票結果不具司法救濟的公權依據。連宋是否接受，得先想清楚。

    各種驗票途徑之外，連宋兩位夫人昨日在廣場又帶動群眾喊出「重新選舉」，重新選舉事態何等重大，若非選舉訴訟確定選舉無效，何來重新選舉的可能？這樣的訴求容或可以帶動甚至為群眾情緒昇溫，但抗爭還得講究比例原則，當陳水扁連續以會見五院院長、社會意見領袖，反覆表達對連宋與其支持者善意的同時，驗票都還不知從何驗起，就一躍而至重新選舉，又何能要求扁政府再予正面回應。

    連宋要求見扁，社會意見領袖也建議陳水扁見連宋，從選後弭平社會裂痕，重啟朝野對話管道的角度，這樣的要求合理，也是社會大眾所期待。但是，同樣的，見面之後呢？連宋期待於陳水扁的是什麼？調查槍擊案可以，驗票可以，但是，重新選舉不可能！連宋若以此方式在見扁時提出此議，他們就又再輸了一次！

    三二七遊行箭在弦上，社會對立不安氣氛亦達於頂點。做為政治領袖，連宋應該抬眼看看廣場外，更多數期待復歸平靜的人民：此中不乏他們的支持者。

    面對大選以些微差距落敗的結果，讓原本就因兩黨合作而包含各路人馬的藍軍，一開始應對的戰略目標就出現分歧。知情人士透露，三二○當晚連宋王馬對怎麼看待大選結果就不一致，宋王馬甚至有些爭執；後續抗爭開始，對如何展開驗票，連宋王馬四人也有不同看法。

    擺在眼前的事實是，選舉無效要成立，進而重新選舉，法理層面並不容易，政治環境似也不容許；驗票敲定勝負，彌平雙方各六百多萬支持者的情緒，是社會各界、藍綠陣營都能大抵接受的一個解套途徑。但是，票要怎麼驗？

    硬著頭皮走上街頭，連宋的訴求很簡單：馬上驗票，但很清楚的，這操之在法院；因此一開始，藍營的設定是，如果無法促成司法全面驗票，就走體制外的政治協商驗票。此時藍營犯了一個基本上的戰略錯誤：他們認為阿扁不敢驗，或至少不敢公開表示同意驗票。

    就在藍軍雙管齊下，藉由群眾壓力，希望法院速審，並由王金平出面建議陳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以朝野政治協商驗票方式排除體制限制之際，陳水扁突然拋出同意修法後行政驗票的「善意」，打亂藍軍的「雙管齊下」策略。

    就因為在第一時間無法判斷行政驗票是否有利，國親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搞出「散會」烏龍，做球讓民進黨狂打；連宋趕緊回歸政治協商基調，一方面持續要求排除障礙四十八小時驗票，一方面緊急會商如何接招。

    律師團向連宋分析，行政驗票純粹只能單純就選票本身重新計算，對廢票認定爭議、幽靈人口疑雲、選舉人名冊檢驗等，卻毫無置喙餘地；但若循司法驗票，可善用陳水扁同意全面驗票的誠意，以民事訴訟「當事人進行主義」模式，要求雙方同意立即全面驗票。唯此途的前提是「進入訴訟程序」。

    連宋後來敲定採此方式，但與支持行政驗票的馬英九意見相左。就是因為敲定司法驗票，讓國親黨團在昨天的協商有些「騎虎難下」，協商結論要簽不簽，讓外界一頭霧水。

    無論如何，總統府前抗爭已經進入第五天，在綠營一路冷處理下，藍軍對無法操之在我的程序一再轉折，已讓一些中間理性選民不耐，正當性反有流失之虞。既然扁願意全面驗票，連宋就應順勢讓驗票進行，透過制度與群眾壓力，趕快完成驗票程序，儘速讓爭議落幕。

    筆者認為，一個基本的原因是，泛藍這些年來太不用功了。我們不得不佩服泛綠領導人以革命式的精神，將其一貫而清楚的國家定位論述成功地說服了越來越多的選民，相較之下，泛藍陣營在近年陷入空前混亂與怠惰中，只能不斷地對泛綠所拋出的議題說不，而無法建構一正面的國家定位藍圖來與泛綠競爭，無怪乎選民紛紛離它而去。

    言論市場正如同商品市場，一套論述就算再有事實基礎，若行銷人員對其定位含混不清，再加上行銷活動有氣無力，都將大大斲傷其吸引力。

    筆者因此呼籲，泛藍當務之急為重新建構正面的國家定位藍圖，清楚的告訴選民，如何能一方面追求和平，一方面又能維繫中華民國獨立自主的地位及我們所珍視的生活方式。此外泛藍應放棄執政時期高高在上心態，效法泛綠以理念及腳踏實地方式說服選民。思想的力量是驚人的，君不見上世紀共產及社會主義思潮席捲全球之際，經濟學大師海耶克及傅利德曼以清晰有力的論述及堅毅的精神力挽狂瀾，從而扭轉人類歷史進程。泛藍若想奪回民意市場的主導權，當效法之。

    魔術數字的故事是這樣說的。拒領公投票的人，應該是連宋的支持者。這個數字是：5,799,379。（以「強化國防公投」之數字為例，下文同。）其次，領公投票的選民不一定都支持陳呂，但是支持陳呂的人都會去領公投票。所以，將公投的領票數減掉陳呂的得票數，就是支持連宋也領公投票的人數。這個數字是：980,370。現在將上述兩個數字相加，其和就是「支持連宋且不領公投」與「支持連宋也領公投」的總人數，數值為：6,779,749。此一數字可以被看成「連宋的最大可能得票數」。至於連宋的實際得票數則是：6,442,452。

    魔術數字隨即產生：若將推估所得的「連宋最大可能得票數」減掉中選會所公佈的連宋實際得票數，差額是：337,297。有夠巧！這個數字竟然就是總統選舉的「廢票數」，一票也不差。因此，「合理的懷疑」是：連宋確實獲得了「最大可能得票數」，即6,779,749張的選票，而作票的黑手則偽造出337,297張的廢票，讓連宋以6,442,452票落選！

    這個故事言之成理，聞者不寒而慄。但是，如果用「數式」而非「數字」來演算這個故事，真相就不是如此驚悚：令P為總統選舉的領票數，R為公投的領票數，B為陳呂的總統得票數。因此（P - R）就是前文所述的「支持連宋且不領公投」的人數，而（R - B）則是「支持連宋也領公投」的人數。兩者相加後，得到（P - B），它一方面是故事中的「連宋最大可能得票數」，另一方面則是「連宋的實際得票數加上廢票數」，因為，若將總統選舉的領票數P減掉陳呂的得票數B以後，不就等於「連宋的實際得票數加上廢票數」嗎？換言之，一切都是數學上的必然，並非巧合。

    事實上，這個魔術數字到處存在。不信的話，可以擇選任何一個投開票所、任何一個縣市，以及任何一項公投的票數，然後依照故事的情節循序計算，最後一定會出現這類魔術數字。所以，這不是巧合，而是必然。如果總統大選真的「疑雲重重」，應該被推敲的，絕不是這些魔術數字。（作者為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

    這場大規模群眾抗爭的本質，在於質疑總統選舉辦理不公，由於總統選舉當選的正是現在執政的總統，選舉的結果又幾乎是五十比五十的情形，如果選舉果真不公，就會出現正當法律程序中最基本的忌諱─當事人如何避免自己裁斷涉及自己的爭議，這正是執政當局面對這場群眾運動感到棘手的根本原因。由原應中立不偏的中選會進行行政驗票，似乎是個好的方法，卻被在野立即拒絕，其故非他，中選會在此次選舉中公信力不足，已被視為國王的人馬。也就是說，由於群眾抗議的主題是位於政治選舉最高階層的總統選舉有欠公平，使得政治部門已無可以裁決爭端的機制存在；而這場群眾抗爭，大概也已經接近「公民不服從」的程度了。

    所謂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idience），是民主政治中最為難解的習題之一。在美國越戰期間，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巨擘羅爾斯的經典著作，《正義論》中，就曾詳細探討公民不服從的概念，是公民社會公民針對政治體制作為某種基本的不公道，表達文明而深層的抗議，當年民進黨衝撞威權體制時代，也曾引用同樣的哲理。公民不服從能夠符合正義原則，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和平的、非暴力的不服從，是公民不服從最為必要的一項因素；另外一項，則是遵循體制內公平合法的管道進行訴求不果，較能增加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如果憲政體制之中，具有獨立而公平的司法可以解決爭議，「公民不服從」的說服力自然減低。

    借用「公民不服從」的討論來思考台北的群眾運動，具有一定的啟發性存在。為數眾多的公民抗議總統選舉不公，觸動了政治體制最基本的公道問題。總統選舉有無藉用同時舉辦公投進行違法的操弄、選舉前夕發生槍擊事件真相不明以及事後的處置有無失當、選舉計票有無錯誤或不夠公正的情節，都是群眾質疑總統選舉的原因，無一不涉政治體制最根本的公道。而在廣場中群聚不散、去而復來的公民們，幾天以來，情緒的宣洩中不失和平理性，也未發生暴力衝突，值得欣慰。他們愈能堅持和平非暴力的方式，純粹訴諸追求選舉公平的理念，就愈加具備「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

    不過，廣場上的群眾以集體的聲勢要求司法全面驗票，卻似易沾染政治力量干預審判的憂慮。這裡也就必須討論尋求司法救濟與從事社會抗爭運動兩條路線的問題。民進黨在野的時候，基本上否定司法獨立而以社會運動為主軸，司法被定位為執政者操作的工具，現在情勢翻轉，朝野易位，選舉受到挫折的藍營候選人立即向法院遞狀，基本上其實傳遞了信賴法院依法審判選舉爭議的基本立場，這會不會減低廣場群眾展示「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呢？我們認為，此中的答案取決於司法的高度。

    四年之前，美國總統大選發生計票爭議，還引發了聯邦主義選舉體制的辯論，終是由最高法院以五票對四票及時裁決誰該當選總統，而且贏得了敗訴者高爾的服膺遵從。司法的高度，超越了總統的位置；司法具備那樣的高度，成為國家元首冠冕的賦予者（king maker），也實踐了憲政體制的最後穩定力量。現在台灣的法院若要進入類似的位置，具不具備同樣的高度呢？如果台灣法院裡的法官，欠缺這種司法高度的社會認知，廣場上的公民不服從，就有了更高的正當性。然而，廣場上的公民期待司法驗票，其實是對司法的高度具有期待，如果司法能夠展現應有的憲政高度，廣場上不相信行政驗票的群眾，終究就會散去。

    日昨高等法院已以選舉結果尚未公告為由，駁回已經提出之選舉無效及當選無效之訴，此項駁回乃是基於一項純技術性之理由，法院展現了什麼樣的憲政高度？社會自有公評。當然，法院發布的新聞稿已說此項駁回並不影響已經保全封存的選票，選票不因駁回而啟封，也不妨礙公告後重行起訴的權利；不過，這項決定是會讓廣場上的群眾早日回家，還是形成社會的失望而提供「公民不服從」更多正當性的基礎，可能有待觀察。

    司法獨立需要憲政高度的襯托始能展現，總統選舉的合法性爭議，決定政權的歸屬，也緊繫著人民的參政權有無遭到執政者錯誤運用權力加以侵犯的救濟。每一位辦理選舉訴訟的法官，都被憲政制度賦予也該被人民期待，具備超越總統的憲政高度。美國能，台灣能不能？

    二千年十一月七日投票日當晚，開票形成拉距，共和黨的布希和民主黨的高爾都曾由媒體宣布為「總統當選人」，而且同一媒體前後的宣布也不同。例如《華盛頓時報》出了四次版，究竟誰當選，同一媒體也反覆不定。其中最關鍵的在於佛羅里達州。

    當時的情勢是，高爾獲得的選民票比較高，但在選舉人票中，兩人勢均力敵，只剩佛州決定最後勝負。依最初開票結果，布希在佛州獲勝，所以贏得佛州全部選舉人票，應當選總統。高爾也準備打電話給布希致賀，並承認敗選。但是佛州六百萬選票中，布希只比高爾多出一千七百八十四票，引發爭議，而且佛州的執政黨正是共和黨，州長且是布希的弟弟，選務人員由布希弟弟委任，從此展開一個多月的攻防戰。主要的爭議點之一，是打孔計票機的設計易造成混淆，所以一些投給綠黨的耐德的票，其實可能是要投給高爾的，而這樣的選票大約四萬五千張。

    投票日之後，先在佛州四個郡以人工方式重新驗票，結果使布希的領先幅度降為三百廿七票。於是共和黨向法院聲請停止人工驗票，但遭法院駁回。可是緊接著，佛州州務卿宣布拒絕接受人工驗票的結果。此一宣布，地方法院接受，可是佛州最高法院不接受，並以四比三裁定全州六十七郡有爭議的選票皆應重驗。此一裁定，共和黨無法接受，遂上訴於聯邦最高法院。

    聯邦最高法院審理前，十八日，不在籍投票統計出爐，布希領先幅度增為九百卅票。廿四日，聯邦最高法院同意聽取兩造意見。廿六日，佛州州政府宣布小布希以五百卅七票獲勝，但民主黨拒絕接受。所以官司繼續打上去。從十二月一日起，兩星期內，聯邦最高法院聽取了兩造辯論，又駁回了佛州最高法院（准許重新驗票）的裁定，並且以七比二裁定佛州最高法院違憲，同時在十二日以五比四裁定佛州停止驗票。換言之，認定布希得票較多的既定事實。

    到此，高爾大勢已去，遂在十五日打電話給布希道賀，承認敗選。此一爭議終告落幕。當時聯邦最高法院的審理程序較之其他案件快得多，主要理由是新任總統將在隔年元月就職，而總統選舉人團（在形式上，此一機構正式產生總統當選人）即將在十二月十八日集會，所以不宜再拖。